白谦慎认为：“中国书法在20世纪的重要变迁之一，就是它已从传统社会的精英艺术变为现代社会中的大众艺术”。（《书法研究》1997年第1期白谦慎文）与梁庄•爱伦的观点相参，十分有趣。衡诸实际，中国社会的书法艺术存在确实有大众趋势--泛艺术倾向。但这在梁庄•爱伦眼中不是西方意义的大众流行文化。中国的书法当代精英们要逃避的正是这种泛艺术化的中国大众艺术，并对之予以批判；而梁庄•爱伦所说的“后现代”文化则是要直接取源于西方社会的流行文化。当然，“大众文化”与“流行文化”并非一个概念，但是二者联系紧密，没有“大众”岂有“流行”？“流行”必赖于“大众”。书法在当代中国虽不如广告网络媒体文化“流行”，但它有过“热”潮，上下九流，士农工商，皆有好者，也是一种“流行”的。

    那么，这种大众或谓“流行”，是真正宏扬了中国文化还是“作践”了传统文化？不必仓促结论。可以结论的是，书法在近20年日益趋于大众化，专业和业余书法家已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此外，近现代以来传统文化的渐次失落，曾使得书法在二十世纪初中期备受冷落，又因为开放政策和文化寻根使得它在二十世纪后期扮演过重要的大众文化角色。

    在中国，书法的土壤是那么丰厚。1980年5月在沈阳举办的第一届全国书法展总计入选书法篆刻作品575件，而1999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七届全国展则达到千人千作而充斥了中国美术馆的全部展厅。第一届展品里一件“现代书法”也没有入选，而第七届全国书展又是一件“现代书法”也没有入选，1986年第二届中青展里入选并获优秀奖的邵岩“现代书法”《晴雪》及谷文达《道法自然》引发的争论是十分强烈的。可见，传统书法（包括伪古典和新古典）作品在人们审美心理上的认同感是极不一般的，“传统"作为一个中心话语其地位是根深蒂固的。其主流性、中心性、同一性、唯一性、原则性等是难以一时被改变的。近几次可以入选并曾获奖的邵岩“现代书法”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例子。比如“99中国书法年展”只有邵岩和杨林的“现代书法”入选。这不仅表明了国展评委们的倾向，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大众审美习惯的一个反映。

    在主流书法中，混杂着不少的非艺术化作品，平庸低劣之作比比皆是，有的甚至竞能屡屡选获奖，这使得书法报刊常发表一些文章“争鸣”。但是无有效果，十几年没有大的改变的书展评委已基本上为国展定了调。相比而言，中青展的作品质量上稍整齐一些，但也并不能真正体现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和最新探索。因为一些有水平的作者往往对这种展览并不热衷，而那些“新家族”又不会被入选。为此，我们看到的全国书展往往是审美的大众化与流行色，“先锋”“现代派”们也只好另立炉灶去找阵地。本来这种“孤军奋战”和焦虑意识或许是提升或拓展书法表现的最佳因素，但是往往又在一个边缘性区域形成了另种边缘性的平庸游戏，真是让人气馁。 

    在所谓传统主义书法里，我们看到了“传宗接代”的文化意识，而在现代主义及其“后”书法里，我们看到了对传统观念的不断消解。前者的重续与后者的消解构成了新的书法风景，冲突与分歧是时起时伏的。严格说来，“现代书法”是一种新的文字艺术，是与传统书法大不同的一个文字艺术。谷文达、徐冰、邱振中、王南溟、张强、洛齐、邵岩等做的是当代法国思想家德里达“书写”的实践工作。德里达本义自不是讨论“书法”而是讨论“书写”所构成的踪迹（TRACE）的现实性用以解释和描述作为一次性书写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然，其精神实质极容易与中国书法精神相合，所以不断被中国艺术家“挪用”。德里达认为“踪迹”一旦形成便无法返回，书写远远优于话语。作为“无声的存在"的书写行为构成“无声的碑铭”而悬置了人的“希望”与“意愿”。沈尹默说书法“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无色而有图画的灿烂”，古人说“文则数言乃知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书写的意义被无限扩延，以至形成了种种现代表现。 

    “现代书法不是书法”（王南溟《理解现代书法》），这是一种对书法本质主义的批评。我因此以为“后”文化所具有的众多特征以“怀疑性”为要。书法其实走到了一个两难之地。
福科认为批评是欲望和权力的话语。我的批评也只是一种欲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