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取义的“当代”，以“文革”结束以后的1977年为始点，因为这一年“北京书学研究会”成立，（赵朴初为会长），这不仅是一个书法热潮的信息和前奏，也是书法这门古老而新生的传统艺术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始“在场”的一个象征。翌年6个月，第一期《书法》在上海创刊；1979年5月，《书法研究》在上海创刊，同年9月，全国群众书法征稿评比在上海举行，同年10月，浙江美院（今改中国美院）开始招收书法篆刻研究生，12月，刘纲纪著《书法美学简论》在湖北出版；1980年5月，全国第一届书法篆刻展览在沈阳开幕；1981年2月，《书法丛刊》在北京创刊，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书代会。至此，有关书法的全国性组织、展览、大赛、专业出版物及高等教育、学术性专著皆已出现，真正揭开了中国书法的新的史页。

    关于书法的历史分期，人们大多按社会学的历史阶段而分期，如按“先秦、秦代、汉代、魏晋……”这样的模式来划分，这当然无可厚非，它确实有论述上的方便这样的特点。但是，这样一来，书法也就成为了社会学的依附。能不能从书法本体的立场建立一种新的相对独立的史观？这是我一直感兴趣的，也十分关注的问题。因此我曾在《书法图式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一著和《线条的图像史》（1995年写定）一文中分别尝试过提出这一思考。大体上我将书法史分为三部分：前书法时期（秦汉以前的无限远古--这有待考古学的不断确认）--书法时期（汉晋以降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后书法时期（自1985年始至于我们无法估量的未来）。这一三段论式的大体分期是基于我对“书法”概念的确认。我们所指称的“书法”，通常是指有一定书写规范讲究游戏原则的东西--甚至于它十分专门、严密、完整--有一套相对独立的理法系统，从观念的自觉到意识的独立，方法、技术的完备等等，都是相对稳定的也是高度成熟的。从现有的地上与地下材料（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来看，大体上东汉与魏晋时期的书法已然如此，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现代书画学会”（1985年）在北京成立并举办第一届作品展以前，“书法”仍然是讲究传统规范的，仍然是在用古典性的标准可以衡量的。因此，我认为可以以“书法时期”概括之。而自“现代书画学会”首展以后，这一古典标准和传统规范面临了挑战，遭遇了突破，受到了消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破坏：书法的因素被解构和重组了，书法的传统理法和超稳定的游戏原则被质疑和调侃。总之，书法的既有基础有所摇动（也只是摇动吧），甚至书法一直依赖于汉字的传统观念也被批判。无疑，这都标志了书法新观念的产生和新思潮的活跃。“现代性”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被提出。如果说汉晋时期“书法”的觉醒与独立是“书写性”对于文字的“铭刻记录性”的跨越与突破的话，显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书法现象则宣告“书法性”权力话语的动摇，诸多“现代性"的书法表现试图颠覆传统的中心性与唯一性已成事实。当然，迄今为止，这种对于“书法性”的边界的无限延展与扩大，对于书法与文字的合体性质的极力挣脱的方式采用，也只是作为一种现象而存在，并未彻底动摇以至完全消解书法的传统与传统的书法。不过，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潮，它确然乎形成了一种尚不够强大的势力。这是一个象征，它象征了“后”文化思潮在书法领域的响动。当然，在面对悠久而巨大的传统观念时，这一次“书法”超越是以沦丧“书法”为代价的，因此，它的未来尚不好预料。尽管如此，我仍然不得不将由此而后的书法阶段设定为“后书法时期”。当然，这只是我一个并不成熟的大轮廓区分，对其中的再详细的分期尚未多加考虑。可是，我既然提出这个大分期法，仍然是有理由的，或许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或重新估价“书法”这一历史文化存在会有些帮助。许多问题可以再继续讨论。比如，关于“书写性”，它贯穿于整个书法史，“前”“后”书法时期都有它存在--前书法时期在“铭刻”的同时便存在着“书写”，但那个阶段“书写”不是目的，它多是手段，而在“书法时期”则不然，“书写”是自觉的追求，它是目的。对此，东汉光和年间辞赋家赵壹在《非草书》中有生动的描述，他批评当时的名人追逐草书之艺到了“领袖如皂，唇齿常黑”的地步，是“欣欣有自臧之意，无乃近于矜忮”，他从实用的功利立场出发批评说“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这一材料，恰好间接说明了书法作为“艺术”的开始自觉。而在今天这个“后"时期，同样存在着“书写性”，但它不再是“唯一”的了，而且外延在无限扩大。自然“后”文化的“消解性”等到表现，“前”时期的“铭刻性”也同样存在于“书法时期”，只是不成为主要因素和目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