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17日至2月17日，中国美术馆与陕西省文化厅联合举办了“陕西优秀民间美术作品晋京展”。展出的作品主要为陕西省群众艺术馆五十多年所收藏的民间美术精品，品类包括木版年画、剪纸、皮影、绣品、庙画手稿（粉本）等，共计699件。
　　陕西民间美术历史悠久，蕴藏丰富，是我国民间美术的巨大宝库。举办这次展览，不仅是为了丰富首都节日期间的文化生活，更是为了弘扬濒危的民间文化。目前，虽然保护工作已被提升为政府行为，但民间艺术消亡的速度似乎比挽救的速度要快。现代化生活方式改变着人们的文化观念，民族民间文化继续受到新的威胁。民族民间文化形态在社会生活中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往往是西化的生活方式。对许多年轻的观众来说，这个展览已经不是对传统艺术的重温而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展览也因此给社会一个警示：民间艺术若不加保护，很快将成为陌生的历史遗存。展览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让人们了解了陕西文化，了解了陕西群艺馆工作人员几十年来艰苦卓绝的努力——他们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调查研究，并走乡串户收集了数万件民间艺术品。
　　民间艺术难以发挥其社会作用与它的大量消失同时构成并生的困境。民俗的淡化使民艺丧失了生存的土壤，民艺逐渐与生活脱节，成为博物馆的藏品或是旅游纪念品。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面临普遍困境，非陕西一省独然。以此次展览为引子，中国美术馆于2004年2月10日至11日在京举办了“民间美术的保护与弘扬学术研讨会”。如杨力舟馆长在开幕致辞所指出的，“陕西优秀民间美术作品晋京展览”和研讨会的意义在于推广、普及民间美术，使民间美术在中国美术史的整合中起作用。杨力舟还承诺中国美术馆的二期工程将建设民间美术博物馆，并启动5000万元收藏资金。与会的专家学者39人在会议上宣读了论文，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就如何保护和发展民间美术各抒己见。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振球发言说，民间美术消亡是必然的，因而我们有责任将农耕文化的民间美术详细纪录下来。中国美术馆收藏部主任刘亚平也指出，原生态的民间美术的消失难以避免，原因有三：一是经济发展，二是新的文化有新的愿望，三是科技的发展和观念的改变。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李寸松也指出了当前各种因素对民间传统文化造成的严重破坏。
　　鉴于此，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前所长毕克官向社会发出警示——历史是不留情的，决策者应清醒认识到民间艺术的价值和当前的处境。而专家要尽一分自己的职责，去提醒决策者。
　　那么，专家们今天应该向决策者提醒些什么？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吕品田指出了民间文化保护的两个认识前提：其一，民间文化的保护绝不是遗产的保护，遗产当然要保护，但那主要是文物部门的工作，而不是文化保护工作所侧重的。我们强调的保护是“活的文化”的保护，这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我们要在这个认识的前提下谈文化保护问题。不要把民间文化看作遗产，我们对民族民间文化充满希望——它不会消失，它必须存在。如果它消亡了，就说明我们的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文化的存在”。其二，要在国家文化发展的宏观视野中强调保护。文化保护的实质问题是对文化差异性的维护。目前，“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化。我们要抗拒被西方文化“格式化”、一体化的命运，要维护自己的文化生存。文化生存很重要，如美国的土著民族，他们有“肉体的存在”，但没有“文化的存在”，所以这个民族无异于消亡。
　　文化部艺术司美术处副处长安远远在国际大视野里谈到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文化战略意义。她指出，现在国家的文化战略思想是“和而不同”，与过去的“求同存异”有了很大的不同。
　　在具体的保护与弘扬措施上，与会者也有不同的主张。
　　吕品田说，不能光喊我们的东西有多么好，必须有实实在在的强有力的保护方式。保护的关键之一是生产方式的保护。物质生产有其生产方式，文化的运行也要基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保护文化的“生产方式”就是要守护文化差异性的基础。我们谈“质”的问题，却往往忽略了文化之质的差异性。倘若一切同质，也就没必要再谈民间文化了。为了文化保护，我们要维护手工生产方式。如果一味地采用大工业生产方式，所有的保护工作都要结束。大工业生产方式的基本逻辑是技术理性，是强调标准化，消除差异性。只要进入大工业生产方式的语境中，未来的一切就被逻辑地规定了。我们已看到东部采用大工业生产模式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后果。现在我们还有机会弥补，我国西部和其它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完全被大工业侵入，文化生态还没有被完全破坏。所以应该引入手工生产方式，只有手工生产方式才能维护文化的差异性。保护工作的关键之二是加强民俗建设。民俗与民间美术是皮与毛的关系，是民间美术产生与延续的基础。百年来我们强调“移风易俗”，把民俗作为迷信和落后的东西加以清除，这就使民间美术失去了产生的土壤和生存的环境。民俗中包含着社会性、历史性，即不是个人主义的创造，也不是纯粹当下的创造，而是在社会的语境中、历史的语境中的创造。
　　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乔晓光的见解与吕品田的论述有相通之处，他认为现在是“学术田野”时代，同时也强调了“活形态”的文化建设问题。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曹振峰认为民间美术的保护要“以人为本”，政府要采取措施培养传人，保护手艺的纯洁性。
　　《人民日报》编审马克认为，民间美术有顽强的生命力，它活在人们的心中，永远不会消失。民间美术可以美化生活，装点人生，它在现代设计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对于民间文化，最好的保护方式就是去发展它。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绵璐说，保护民间美术，一要保护人，二要保护物，要由政府出资进行。他建议西安美院与旅游部门合作进行旅游产品的开发和销售，这种开发要结合现代人的审美习惯，要有控制地去进行。《辅导员》杂志编审刘恪山也认为民间美术应与旅游相结合。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杨萍对陕西凤翔的木版年画、彩绘泥塑、皮影、草编、剪纸、布制品、刺绣、漆器等品类进入市场后的制作销售状况进行了考察，注意到当前艺人注重创新和树立名牌意识的现象，她认为以“公司加农户”形式去整合本土文化资源的做法很有前途。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刘文西指出，要重视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专家们在“指导”民间美术时要尊重它，不能将它改头换面。中国民艺家协会副秘书长白云驹回顾了国家在保护民间文化方面所做的工作，同时指出了目前艺术创作忽视本地资源的不良倾向。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郑宁认为，在民间美术的保护上，可以借鉴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思路，同时，民间艺人应打造自己的品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杨阳建议要培养学生对民间美术的热爱之心。北京二轻工业学校的李友友也从教育方面谈到民间文化的传承，主张学生要积极了解、热爱、学习、应用民间美术，借此把文化传统的断层接上。针对藏品的保存问题，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何汉卿介绍了该馆自筹资金收集、复制民艺品，保存传统式样等做法。他特别强调与艺人感情联络的重要性，因为这可以鼓励艺人向有关机构捐赠作品。中国美术馆民间美术部副主任曹大为认为博物馆要从地域、品类等方面立体地全方位地去收藏民间美术作品，他建议观众应与展品、作者形成互动，进行全面交流。
　　一些学者还结合各自对民间美术的研究，论述了民间美术的形态，介绍了自己在某一具体民间美术课题的研究成果。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李砚祖归纳了民间美术的三种形态：一是有节令性特色的形态，这是旧有形态，它因生活改变而不复存在；二是商品形态；三是当代伴生的形态。当代民间美术有如下几个特征：模糊性，新旧杂处性，易变性，城乡文化的趋同与差异性，方式工具的现代性。由此，当代民间美术产生了新内容、新形式、新标准与新要求。他呼吁在研究过程中要注意还原民间美术的生活文化本质，用平常心看平常物。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邢莉则认为必须将民间文化上升到文化层面来研究，她相信未来将出现多元化的文化景象。
　　中央美术学院的薄松年，西安美术学院的程征、王宁宇，陕西艺术馆的高民生、陈山桥、李红军，陕西美术博物馆的刘奇伟，陕西富县文化馆的薛中林，中国美术馆的廖开明、马立明、安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孙建君，北京西城科技学院的蓝先琳，轻工业出版社的王抗生，吉林通化师范学校的王纪分别就庙画、剪纸、刺绣、社火脸谱、皮影、拴马桩、农民画、民间建筑、吉祥图案等艺术品类，从文化内涵、形式特征方面作了解析。陕西文化厅的党荣华，中国地质大学的郭宪，北京工艺美术学校的孙秉山介绍了各自对民间美术精神价值、文化内涵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