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国号在明代崇祯九年（1636）就已经确立了，由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在“后金国“的基础上稳固和发展起来。明朝初年，东北的女真族就已经由努尔哈赤所统一，并与明朝相对立。明代晚期，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迅速使朝廷土崩瓦解，但清兵勾结吴三桂，又战胜利李自成的军队，并攻克北京，建立了大清王朝（1644－1911）。清朝前期，尤其是从顺治、康熙至雍正、乾隆的一百五十余年，统治者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较为有利的发展了农业、手工业；从清代中期的嘉庆、道光以后，各种封建政治矛盾日趋复杂化、激烈化；到清朝晚期，统治阶级更加腐败、无能，使封建统治走向没落。

 

    满清政府在入关以前就于明崇祯七年（1634）、清崇德八年（1643），在沈阳建造了努尔哈赤和叶赫那拉氏的福陵以及皇太极的昭陵。沈阳已被称为“圣经”，昭陵始建于崇德八年（1643），至顺治八年（1651）初步完工，康熙、乾隆、嘉庆历朝又进行了改扩建，成为一座积累式建筑群。昭陵周围有六座下马背，以轻纱石材建成，碑身上、下都有“如意纹”浮雕为装饰；位于正红门前的石牌坊为仿木结构雕刻，集圆雕、浮雕、镂雕、透雕为一体，刀法粗犷；神道两侧依次排列着华表一对、石狮子一对、石獬豸一对、石麒麟一对、石马一对、石骆驼一对、石象一对。这种在陵墓前陈列的雕塑群亦被称为“石象生”，秦汉时期开始建制。北陵前的雕塑群下均设台座，这种“须弥座”上装饰有卷草纹浮雕，而在此之前的石雕群像下大部分不设底座。石雕祭台也是在前代陵墓雕刻中所没有的，祭台侧面饰由“佛八宝”、“暗八仙”等浮雕图案，有一定的喻义。祭台台面上设有石雕的香炉、香瓶、烛台，共五件。在清代，这种陵墓祭台不可移动。据说地宫的入口一般都设在祭台下面。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雕塑制作比较粗糙，由于经济条件所限，石质较疏松，至今也就四百年，但风化痕迹已很明显。造型上于秦汉雕塑不能同日而语，前世的体量感和精神气质已荡然无存。

 

    顺治入关以后，帝王陵墓分别建在河北的遵化和易县，亦称“东陵”和“西陵”。东陵主要葬有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同治（惠陵）这五位皇帝，另外还有孝庄皇后、慈禧太后等几人的陵墓。这一组皇帝陵墓在整个布局上参照了明十三陵的样式，不同的是，清东陵的每一组陵墓前都有各自独立的石雕仪仗。它们分别是石兽十二对、石人六对，共十八对，有的要略减些。“西陵”葬有四个皇帝，分别是雍正（泰陵）、嘉庆（昌陵）、到光（穆陵）光绪（崇陵）。这其中除了慕陵地表建筑比较考究以外，其它陵墓则无艺术性可言。

 

    在整个中国雕塑史上，清代的陵墓雕塑已经是尾声了。清代后期，中国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而元气已尽的封建统治者软弱无能，终致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表现在艺术创作方面，主要以模仿、因袭为主，少有新的创造。一个时期的办学之风，又使许多寺庙被毁掉雕像，改造成教室，只顾及一面而失去另一面—使大量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寺庙雕塑艺术惨遭毁灭。

 

    从数量上看，清代的寺庙造像十分发达。雕塑风格受到绘画的影响，风格趋向纤细、概念、世俗。较有名的，一是昆明筇竹寺，内有形神各异的彩塑五百罗汉，以写实性较强而著称。筇竹寺所为“五百罗汉”石有雕像６８尊，设置在大雄宝殿，动态各异、形象突出，但排列组合在一起，又有很好的整体感，据说当年塑造这些罗汉时，作者把寺庙周边的村民形象用到了雕塑作品中。筇竹寺中的天台菜阁还有２１６尊，梵音阁中有２１６尊，这些雕塑是整个清代的佳作。二是北京雍和宫里的佛教造像，雍和宫原是雍正皇帝的宫殿之一，塑造了大量佛像，其中最壮观的是一尊１８米高的木雕弥勒佛。三是河北承德“避暑山庄”里的一些造像，清代风格较为明显，其中高２０余米的千手千眼佛像最为著名。此外，清代寺庙造像至今保存完好、有比较明显艺术风格的雕塑集中地，分别在甘肃、西藏、内蒙、胡北等地，其造型特点更加世俗化。从技术上比较，此时的雕塑艺术更加精细，但精神气质去远逊于前代。

 

    清代流行以纸扎明器送葬，所以尽管清代距今很近，但出土文物中却少见墓俑。在也一点上，清代沿用凝固了明史习俗，可偶尔仍有一些例证能说明清代还保留了一些俑葬的现象。如广东总兵吴六奇的墓葬里就发掘出雕塑精巧的陶俑，有男女仆人、官吏、乐手等等。